本案系涉嫌诈骗罪案件。雷某(化姓)因前往香港注册金融APP账号,并配合他人进行转账操作,获得1030元报酬,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介入开展辩护,向公安机关提交《侦查阶段辩护意见》及《取保候审申请书》。2026年10月26日,公安机关认定雷某不应对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作出撤案决定,雷某于当日释放(同时依法对其处以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雷某无违法犯罪前科,2026年上半年,在日租房内遇中介主动上门介绍兼职,内容为到香港注册金融APP账号。雷某答应后,由中介安排对接人带领其通关至香港,下载并注册了三个金融APP账号(其中一个名为“*蚁”)。次日,账号注册成功后,中介指示其前往东莞某酒店进行“核销”。在酒店内,两名工作人员拿走雷某手机进行操作,使用其注册的账号进行收款和转账。操作完成后,对方删除APP,雷某收到支付宝口令红包1030元作为报酬。2026年9月28日,雷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同日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羁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家属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担任其侦查阶段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单方面陈述
据雷某本人向辩护律师陈述:其系经中介主动上门介绍参与兼职,唯一行为是按照中介指示前往香港注册金融APP账号;后续的核销、收款、转账等操作均由他人完成,其未直接接触任何被害人,未对被害人实施任何欺骗行为;其收取的1030元系中介支付的固定劳务报酬,而非从被害人被骗资金中分成或分赃,对涉案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均不知情;其不认识中介、口岸对接人员及核销工作人员,仅通过微信接受指示;其此前无违法犯罪记录,愿意退回违法所得1030元。
案件核心争议难点
雷某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无罪。其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的“具体明知”与“非法占有目的”。其仅受中介指使注册账号,未参与后续诈骗环节,与上游人员不存在事前通谋或事中勾连,其认知至多属于“概括明知”。客观上,其未实施诈骗罪的实行行为,仅提供账号供他人使用,属于提供支付结算帮助,但涉案金额是否达到帮信罪“情节严重”标准,尚需查证。
律师辩护策略
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肖响华律师主导、黄耀彬律师主办,办理该案,于2026年10月14日前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全面了解案情后,迅速确立以“论证不构成诈骗罪、争取释放”为核心的辩护策略,向东莞公安机关提交《侦查阶段辩护意见》及《取保候审申请书》:
案件结果
2026年10月26日,公安机关采纳辩护意见,认定雷某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作出撤案决定,当日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释放。同时,公安机关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对雷某行政处罚。
实务总结
本案是一起兼职人员被卷入诈骗犯罪的案件,辩护工作紧扣法条要件,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紧扣诈骗罪构成要件,论证主客观均不成立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雷某仅注册账号,未接触被害人,未实施欺骗行为;其收取的报酬系固定劳务费,未参与分成,对资金去向不知情。其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
二、紧扣共同犯罪理论,区分“具体明知”与“概括明知”
根据最高法参考案例,诈骗罪共犯要求“具体明知”及“事前通谋或事中勾连”。雷某系被临时招募,与上游人员互不相识,对整个犯罪链条一无所知,其认知仅为“概括明知”。在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上游存在犯意联络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构成诈骗罪共犯,更符合帮信罪特征或行政违法。
三、紧扣“情节严重”标准,论证未达刑事追诉门槛
根据司法解释,帮信罪需达到“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等标准。在案证据尚不清楚雷某注册账号产生的具体流水,若未达标准,则其行为不构成犯罪。最终,公安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撤案释放,并依法对其处以行政处罚。这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和行刑衔接的合理运用。
本案提示:对于被招募参与注册账号、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兼职人员,应严格审查其主观明知程度、参与环节、获利情况及涉案流水;对于确属“概括明知”、未参与核心诈骗环节、未达入罪标准的,应积极主张不构成犯罪,争取撤案或不起诉,同时关注可能的行政处罚风险。
案件说明:本文涉案件基于客观事实描述,仅为专业普法,最终结果以司法文书为准。
律师介绍:
肖响华律师: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5年刑辩经验,累计办案3000余件,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长期深耕东莞刑事案件一线,熟悉东莞公检法办案尺度。擅长刑拘紧急介入、看守所会见、37天取保、不批捕、不起诉、缓刑、轻罪辩护等全阶段刑事代理。
黄耀彬律师:理工科+法律复合背景,专注刑事辩护与控告。善于在复杂案件中精准把握关键证据与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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