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总结

本案系涉嫌串通投标罪案件。田某（化姓）因受公司老板和文员指令上传标书、递交材料及出席开标仪式被卷入刑事案件，被刑事拘留。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介入开展无罪及罪轻辩护，向公安机关提交《侦查阶段辩护意见书》，向检察机关提交《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2026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依法对田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当事人于拘留36天后成功释放。

基本案情

田某系东莞某医疗科技公司基层员工，入职后长期从事医疗设备售后维修工作，后转岗销售。2022年至2023年间，该公司参与三个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投标。标书的编制、报价的形成、陪标公司的选择均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决策，由公司文员（2个）具体执行制作。田某仅受公司文员指令，负责将已制作好的标书上传至系统或递交至招标代理公司，并到场参加开标仪式。田某从未参与标书内容制作、报价磋商或与其他投标人的沟通。2026年9月22日，田某因涉嫌串通投标罪被刑事拘留，羁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家属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担任其辩护人。

犯罪嫌疑人单方面陈述

据田某本人向辩护律师陈述：其于2021年入职公司，长期从事医疗设备售后维修工作，去年6月才转岗销售；其学历背景为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缺乏招投标法律专业知识；在涉案项目中，标书的编制、报价的形成、陪标公司的选择均由公司老板决策，由公司文员具体执行；其仅受公司文员指令，负责将制作好的标书上传至系统或递交至招标代理公司，并到场参加开标仪式；其不知道标书的具体内容、报价策略以及与其他投标人之间的通谋关系；其拿固定工资，没有从涉案项目中获取任何额外提成或违法所得；其此前无违法犯罪记录，到案后如实供述。

案件核心争议难点

田某主观上是否具有串通投标的犯罪故意。其作为基层执行人员，对标书的实质内容、报价策略、其他投标人的身份及通谋关系均不知情，其认知停留在服从公司指令层面，而非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共谋。客观上，其是否实施了“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实行行为。其仅从事上传标书、递交材料、出席开标仪式等事务性工作，未参与标书制作、报价磋商等核心环节。本案涉嫌单位犯罪，田某是否属于《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是否积极参与实施犯罪并起主要作用，是本案罪与非罪的关键。

律师辩护策略

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肖响华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肖响华律师主导、刘鹏春律师主办，办理该案，依法会见田某，全面了解案情后，迅速确立以“论证不构成犯罪、争取不批准逮捕”为核心的辩护策略，向公安机关提交《侦查阶段辩护意见书》，向检察院提交《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

1. 田某主观上缺乏“串通”的犯罪故意。所谓“串通”，要求行为人明知其他投标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价格合谋，并自愿加入这种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的合意。田某的认知停留在行政法规或公司内部指令层面，不清楚标书的具体报价是如何形成的，不知道其他投标人之间的关系，更未参与任何关于报价策略、围标分工的商议。其所谓的“知情”，是基于劳动关系从属性而对上级指令的被动服从，这种“知情”不等于“共同犯罪故意”。
2. 田某客观上未实施“相互串通投标报价”的实行行为。刑法打击的是通过协商、约定等方式操纵投标价格、排挤竞争对手的核心行为。仅负责按照指示上传标书、递交纸质材料或出席开标现场，这些行为属于事务性、辅助性工作，不涉及对投标价格的制定、修改或与其他投标人的沟通。其对标书内容无话语权，对报价无决定权，未实质性地介入“串通”这一核心环节。
3. 田某不属于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根据《刑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通常指那些积极参与实施犯罪、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田某作为新入职转岗的销售/售后员工，月薪仅4000余元，年底提成与个人销售业绩挂钩，与涉案项目无任何利益关联。其行为完全是受老板、文员层层传递指令后的机械执行，属于可替代的执行工具，而非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或主要实施者。
4. 涉案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田某个人情节显著轻微。本案涉及三个项目，田某代表的陪标方均未中标；田某本人无任何违法所得或好处费；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个人行为直接导致了招标人或其他投标人的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手段不恶劣，在共同犯罪链条中作用极小，依据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精神，应认定其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5. 即便认定构成犯罪，田某亦属从犯，无社会危险性。田某在整个犯罪活动中仅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其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端正；手机已被扣押，关键电子数据已固定，不存在毁灭证据或串供的风险；有固定住所和家庭牵挂，无逃跑动机。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法定条件。

案件结果

2026年10月28日，检察机关采纳辩护意见，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东莞市公安局依法对田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当事人当日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释放。

实务总结

本案是一起公司基层员工因执行指令被卷入串通投标犯罪的案件，辩护工作紧扣法条要件，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紧扣主观故意要件，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串通投标的故意。本案中，田某作为基层执行人员，对标书的实质内容、报价策略、其他投标人的身份及通谋关系均不知情，其认知停留在服从公司指令层面。辩护律师通过论证其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共谋认知，有效防止了将行政违法或公司内部违规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

二、紧扣单位犯罪的责任人员界限，不拔高底层员工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单位犯罪只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田某月薪仅4000余元，提成与个人销售业绩挂钩，与涉案项目无利益关联；其行为完全受老板、文员层层指令支配，属于可替代的执行工具。辩护律师据此主张，即便认定单位犯罪，也不应将田某拔高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从而阻断了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路径。

三、紧扣“情节严重”标准及社会危险性评估，论证无逮捕必要

根据司法解释，串通投标罪需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本案中，田某代表的陪标方均未中标，未造成实际损失，田某本人无违法所得。其系初犯、偶犯，到案后如实供述，案件关键证据已固定，无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的风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检察机关综合考量其行为性质、地位作用及社会危险性，最终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体现了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

本案提示：对于公司化犯罪中的基层执行人员，应着重审查其主观认知、参与程度、获利情况及在单位犯罪中的实际作用；准确区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与一般执行人员的界限，避免客观归罪；对于未造成实害结果、作用微弱的底层员工，应积极主张情节显著轻微、无社会危险性，争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件说明：本文涉案件基于客观事实描述，仅为专业普法，最终结果以司法文书为准。

律师介绍：

肖响华律师：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25年刑辩经验，累计办案3000余件，系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东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长期深耕东莞刑事案件一线，熟悉东莞公检法办案尺度。擅长刑拘紧急介入、看守所会见、37天取保、不批捕、不起诉、缓刑、轻罪辩护等全阶段刑事代理。

刘鹏春律师，2017年开始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累计办理数百宗刑事、合同、婚姻继承、债权债务及人身损害等案件。